流年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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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相声，尤其是解放前的相声，京味儿十足。那原是在小剧场里，甚至茶馆里演出的民间艺术，非常接近劳动人民而为大众所喜爱。它风趣幽默，以讽刺现实为主题。大到国家大事、社会风气，小到生活琐事、休闲杂谈等等往往都能切中要害，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心声让听众感受乐趣和共鸣。相声可以称得上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文艺。相声演员都需要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和很广的知识面，博古通今，甚至称得上是语言天才才行。同样一件事，经过他们的嘴就变得那么滑稽和逗笑。而听众在捧腹大笑之后又感觉到那里面有更深一层的意思，让人回味，甚至感到笑得不合适，那才够意思。那时一个段子有的可以演上几个月或半年之久，甚至有的好段子可以经年地反复演出。有人会听了还想听，多次重复去听而依然兴趣盎然。

但这些年来相声衰落了。究其原因不外乎一是媒体的传播速度太快。过去一位相声演员一次演出，听众可能只有十几人，甚至只有几个人，多则几十人，能有上百的人听的相声一定是名家了。今天听了不够过瘾，明天可以再去听，同一个段子演员演出的场次很多；多次重复的演出，使相声语言得到不断的提炼，越说越生动，越说越精彩。成了大名家到大剧场去说相声，一场也至多几百听众，人再多了，坐得太远了听不清也看不请演员脸上的微妙的表情。后来有了麦克风，影响大得多了。但相声变得注重的是声而相被削弱了。早年相声家既是演员又是作家。对他自己编的段子总得经常说，每次都有提高，因此越说越成熟，故事情节越来越生动。由于旧社会对老百姓的言论有限制和禁令（其实哪个年代都一样，但明确讲过去要宽松些），有些讽刺挖苦时政的话得转弯抹角地说，或者编成故事情节来表达，这就提供了笑料。当年不少说相声的都有被警察局请进去过的经历，多少得破点财。后来相声就上了无线电台，整个城市或全国都能收听到了。这对于相声有推广普及的作用。但那之后就只有声而看不见相了。后来又有了唱片和录音带，那固然方便，唱片和录音带可以重复放来听，相声演员收入增加了也省事多了，但也失去了语言一次又一次提炼的机会，也和观众不见面了。现在更是方便，相声上了电视。后来又有了录像，演员只说了一次，全国都听见和看见了，可以说是一次成型。科技越是发达，一个相声段子重复说的机会就越少。语言失去了提炼的机会。因此后来的相声显得粗糙，不如早先的相声精致。

复制早年的段子由新人来演出，曾在电视里见到过。譬如由年轻演员来说侯宝林早年创作的段子。不知道那样做法为的是什么？是因为嫌侯老年纪大了，形象和风采不如年轻演员？我认为那是一种倒退或者公开的剽窃。那绝对不是创新。只反映了现在创作不出以前那样精彩的相声段子罢了。况且不是自己创作的段子，缺少切身的体会，演员又没有侯老那样的素养，说得只像是在背台词，看了让人感到恶心。

我没有听过讽刺右派的相声，据说有过，不清楚当年是否曾经如此。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就曾被划为右派过。他的徒弟很多，听说侯宝林就曾拜他为师。如此说来，今天的相声界多数人都可以算是马老先生的徒子徒孙。我不清楚当年马老曾否受过他的徒子徒孙的批判。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也许那是少不了的。但要写违心批判自己尊敬的人的相声段子大概也难，那其实不得人心，要用政治压力逼着人才会那样干。即使早年有人写过、说过，大概也不会成为受人欢迎的好段子。

相声的灵魂就在于讽刺，失去了讽刺的相声就像是失了魂的人。在旧社会时，只要不指名道姓地批评当局，或者借题发挥一通，一般大概不大会惹大麻烦。早年相声演员懂得如何掌握分寸保护自己，至多被警察局请进去过，破点财，讽刺的自由度要大一些。惠民曾告诉我，甚至在日本占领时期的北平，他还常去西单商场听相声。那时，日本人统治，一次次地开展“强化治安运动”。说相声的竟然还敢说：“第一次强化治安，面粉三块钱一袋。”捧角说：“嗷？”“第二次强化治安，成了五块钱一袋了。”“后来十块钱”、十五块钱、……”

“赶情一次强化就得涨价不少！”

“到了第八次强化治安，面粉成了五块钱一袋了！”

“那就好了，落价了！”

“没那么回事！”

“那是怎么说的？”

“成了牙粉袋了！”

日本人把说相声的抓了起来。但是那时候竟然还有人敢说。那时候中国人还有气节，有点骨头。

解放后，讽刺现实就会给自己找来很大的麻烦，讽刺不当危险多多。文艺界当年必须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戒律和准则来遵守。讽刺所谓的“人民内部”实际上是不允许的了。还在抗日时期，毛泽东在他的那个讲话中就已经明确过：“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反对讽刺的乱用。”话是那么说，而实行起来让人很难把握。在中国“人民”二字并不等同于英文里的people，而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人民的资格不是个人能自己认定的，而是需要被授予的。那至多代表着听话的，对现实不发表任何看法的那部份人。毛的这段话实际上是禁绝了对他的任何批评。任何针砭时弊的言论和讽刺都成为不可能。譬如对那些“硕鼠”可以讽刺吗？是可以对付敌人那样呢？还是只能对待自己队伍的？何况那些大贪污犯在没有定案宣判之前，他们既有钱又有势，手里有权，身兼数职，既是首长、书记又是人大代表，还是什么委员，可以认定你是否属于人民，你敢惹他？对报上已报导的“警匪勾结”的案子可以讽刺吗？反正解放后我没有听见过这类相声。只在前些时有友人从互联网上转发给我的一集名为“当今中国最欠扁的言论”幻灯片中提到了成都火车站派出所一位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出现‘官匪勾结’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警察待遇过低。”那是假托武松在鸳鸯楼上一脚把张都监踩在脚下了，由张都监嘴里说出来的求饶。相声演员大概都还不敢这么做。又如近来报上透露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贫富差距之增大，可以讽刺吗？已过去了的文革可以讽刺吗？也还没有听说过有相声家有动于衷，把这些题材写入相声段子。都得等官家表了态，下面才能张嘴学舌。虽然解放了，已是换了人间，除了可以讽刺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外，在毛泽东思想里对在他领导下的各种活动无论所见到的实际效果如何，谁也不敢讽刺的。至多是温和地，“同志式地”，善意地提点“建设性”的意见。也许连这样的话也得十分当心，少有人敢讲。不看见彭德怀、张闻天的先例了吗？又有那个相声演员及得了他二位对革命的贡献的呢？这就说明了说相声之难。

目前的相声已蜕变为逗哏取乐的一种娱乐形式，听后哈哈一笑，也就完了。已失去警世匡时，听完之后，留有余味，发人深思的作用。不过，当然对知识分子即使不是地富反坏右也可以讽刺，因为虽然把他们中小心谨慎的部份当作人民内部，不仍然是“臭老九”么？因此除了可以骂臭老九之外，社会上的其他方面都不能碰。相声演员如果触及，当心既有丧失人民资格的危险而又未必有什么作用。当年不是要大家帮助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么？而后来竟是“引蛇出洞”成了“阳谋”。从这点讲，解放前对群众的言论自由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些的，胆大如鲁迅当年仍讽刺过许多官人和官事——也许只是因为统治不如解放后有效而已。反右之后人们更明确了禁谈政治，说话得十分谨慎，不然会惹来大祸临门，葬送自己一辈子，毁了整个家，成为专政的对象。譬如，讽刺“包二奶”行吗？又如现在的社会风气，有孩子或妇人掉在水里了，围观者上百，就没有人去救，看着人淹死或冲走；尤有甚者，一少年落入大河，围观者数百，有人前往施救竟遭到起哄嘲笑；有人爬到五层楼顶准备跳楼，下面观者如云。多少人在催他跳啊，快跳啊！这些失去了人性的怪现象可以讽刺吗？我们的社会怎么会蜕变成现在的风气的？也许演员会感到对说这类事也有些紧张吧？或者在自诩为“盛世”的今天也有所不便？

演员们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和失去正义感，有意回避这些现实，还是顾自己赚钱为上策。又有哪位相声演员愿意冒犯当局，尝尝失去人民的资格的滋味呢？因此以后所见到的相声大都十分谨慎，只是开些小玩笑或者说些无关痛痒的事，或者干脆就只是逗乐，不引起什么刺激，成了些不敢触及社会现实无聊庸俗的东西。因此后来的相声就有什么“母鸡下蛋”之类。相声变得只有说些无聊的俏皮话而已。已经越来越像贫乏庸俗的上海滑稽了。我想只要文艺仍必须按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依据来控制民间议论——实际上的禁止人们言论自由，相声就很难有发展的前景。

任何文化艺术的发展都需要有个宽松的环境，容许人自由讲话的社会基础。当年唱过的高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我国的文化发展才会有出路，中国已万马齐喑五十多年了。作为当权者不能是好龙的叶公，只敢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其实不准备兑现。需要真正有勇气和诚意付诸于行，听听不同的意见和逆耳的忠言，要有宰相肚里好撑船那样的虚怀若谷的肚量中国才能走上正路的。如此看来，也许现在一代相声演员的主要任务还在于保存好这种文艺品种，让它延续下去不至于断了种，等待今后社会有了进步，国家有幸遇上明主再发展。令人担忧的是相声真有断种的危险，或者它会变成一种低级趣味的娱乐而已。文艺界人士，现在称娱乐圈人士，都是些家财万贯的有钱人。相声演员当然也不例外，收入比一般人高得多，要他们不考虑自己的身家去挣破毛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定的调调，说些有争议的话，他们都得三思而行。当相声家们都变得谨小慎微，相声就显得很平庸了。不过我相信早晚总会有富于正义感的艺人会带头站出来的。

刚粉碎四人帮时，相声在那段时间发挥过解放以来它最好的作用。那也许是新中国相声最辉煌精彩的一刻。那些讽刺四人帮的节目属解放以来所创作的相声节目中最精彩的部份。因为四人帮不属人民内部了，作为讽刺的对象是最合适的，那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他们已经被明确定性为人民的敌人了。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演员们可以放心地对他们进行讽刺，如何辛辣都可以。因此相声在当时成为多数人所喜爱看和听的节目。的确那时出现了许多以讽刺四人帮为题材的好节目、好段子。我认为相声演员能把四人帮刻画得那么丑恶，实在是因为他们说出了心里话。不过那也只不过是打死老虎而已。当然人们会感到打活老虎才更有劲。可惜除此之外，在我们社会里似乎很难再有可以被讽刺的题材而不犯忌的，或者要演员们违心地去讽刺其实不愿讽刺的对象。那创作不出好的段子来。这大概是解放以来相声衰落的主要原因吧？不过难道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就不存在可以被讽刺的人和事么？人们不妨从自身的经历和四周所见想想，应该被讽刺的丑事坏事有的是，不过人们都三缄其口而已。对不好的东西、丑恶的现象为什么要设置些限制。规定哪些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需要把它们保护起来，只能“温和”地、“和风细雨”式地来对待。或者干脆就加以保密，让老百姓蒙在鼓里。那不是能使国家昌盛的办法。也许可以说，一个对自己的阴暗面不敢让百姓知道，容得人们讽刺的社会是只会继续堕落而不会上进的。当局者如能有闻过则喜的胸怀和胆识，让民间文艺随意针砭时弊，肯定是一种能推动社会进步的良策。

相声的没落的另一个原因是演员的素质的退化。与前辈相比，现在的相声演员“学问”欠缺了些，知道的掌故也太少了。因为解放以来不注重历史教育，也不重视中国固有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许多民间故事已经失传，解放后出生的相声演员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十分贫乏。现在的相声缺乏深度，显得十分单薄。不过这倒也不是要求相声演员们都得上过大学或有硕士、博士学位，早年的老艺人他们上过多少学？但在于有心学习、琢磨和有心创作。作为相声演员，他们是否应该对社会有责任感，有什么样的责任感，今天也还不是议论的时候。但社会的影响，在现下世风日下，一切向钱看的引诱下，就无怪会出现一些油嘴滑舌，粗制滥造的东西了。相声界需要出一些有正义感和有才华的人才，不满足于个人生活的改善，敢于冲破思想的束缚，带动社会进步。也就是说相声演员需要有事业心，尊重自己从事的艺术也看得起自己，只有那样相声才能有光辉的未来。

外界环境当然是文学艺术创作和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其实不仅是相声，所有文艺的发展都需要有个宽松的环境。民国短短三十几年，还是出了不少文人和艺术家，出过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当年能活到解放后的作家为什么后来就都搁笔了呢？譬如曹禺这位天才的剧作家，解放后就没有写出过一部剧本。我认为他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作家。

一种新发展起来的通俗文艺“小品”的出现，占去了部份原来属于相声的场子。它较大地利用了舞台，增加了一些道具，人物可以多少不定，油腻多一些，但只适合在剧场演出。也以逗乐为中心，也同样不敢触及时弊，目前还看不出它会有多大前景。相声的前景并不看好，不过我仍存有侥幸心理，但愿相声不要失传。即使今天相声受到些限制和竞争，那也许是暂时的。人民喜爱的东西、真正属于人民的东西应该会回来，并且能流传下去。

（本文写成于二○○二年五月，发表前作了少许修改）